1997年8月，为庆贺吴大猷先生90大寿，世界华人物理学家在台北举行第二次华人物理学家大会。大概是看到我编辑的《吴大猷科学哲学文集》一书，吴先生用中英文给我发了两封亲笔写的邀请信，邀我去台湾参加会议。但因某些原因，终未成行。
1998年11月，吴大猷先生应周光召副委员长之邀私人访问内地并接受霍英东奖金后顺访他老家广东肇庆。我于28日晚九点半接到吴先生可以见我的消息后，第二天一早就到首都机场买了票立即赶往广州，当晚住在三水宾馆，等候与吴先生见面。吴先生的陪同人员通知我，吴先生将于30日上午十点半会见高要市市长，在会见市长之前先见我。所以我在早晨七点半前赶到吴先生下榻的肇庆星湖大酒店。那天吴先生兴致特好，7点以前就起了床，但用早餐以后又睡下了，直到十点五十分才醒来。这时高要市长已在门外等候了，但陪同人员还是让我先进去见他。
我坐在沙发上心情很不平静。吴先生由一位小姐搀扶着从卧房出来时，衣服还没有穿好，满面笑容地招呼我坐下，这情形就像对待一个老熟人，使我的紧张情绪顿时消失了。落座之后，我将我们编的《吴大猷科学哲学文集》交到了他手上。
吴先生说：“这本书其实不值得花这么大精力做。我谈的大多是物理学的事，哲学的东西并不太多。我自己的思想也老化了，说不出多少深刻的东西来了。”我说：“你的许多物理学思想本身就是哲学。你对爱因斯坦和玻尔争论的见解，尤其是对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观具有独特的见解。”吴先生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却说：“书中有的翻译有错讹，尤其是人名，译成中文以后，不知道是指谁了。以后最好人名就不要译成中文了。”
吴先生告诉我，李政道建议他写一本中国物理学史。吴先生说，他已在台湾大学讲了六讲，每讲二小时，有人记录、录音，正在整理，尚待作文字修改。我知道，当代中国物理学史，吴先生写是最合适的了。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领域：原子分子理论、相对论、经典力学、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包括天体物理、等离子物理等，他都广泛涉猎了。他在西南联大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和结构》，是红外光谱，喇曼光谱和分子结构方面的首部研究专著，也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他在1933－34年预言铀后元素的存在，被铀后元素的发现者之一美国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博格誉为“铀后元素之父”；他在原子光谱中发现的一种激发态，被人称为“吴态”。
吴先生告诉我，他的不少物理学前期研究工作是在抗战时期艰苦的条件下奠定的，尤其在西南联大读书研究的条件极差。我明白吴先生的意思，吴先生在多处写过，“西南联合大学在图书实验设备皆缺，校舍极端简陋，生活艰苦情形下，仍维持纯而浓的学术气氛，这是显示一个高等学府的学风的形成，‘人’的意志、理想、精神的影响力，远大于物质的因素”。他由此也批评过台湾物理学界，“图书设备、教师人数、研究经费”上，“皆远强于西南联大……故台湾的学术进展，理应远高于我们在大陆时。然比较分析之下，是令人失望的”。我告诉吴先生，我为了增进对他在书中谈到过的西南联大情况的了解，还专程去访问过西南联大，当年的泥巴屋，茅草房早已无处寻觅了。吴先生说：“那时的住家太差了，条件不好，但大家都很负责、勤奋、刻苦。现在当然都变了。”我想，吴先生的话还含有“人虽穷，但志不能短”的意思吧！
吴先生越谈兴致越高，半个多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高要市长一行在门外一直等着。我已不能谈得更多了。我向他解释了为庆贺他90大寿，我选编了一百篇文章的《吴大猷文录》未能及时出版的原因。（此书直到1999年才出版，送到吴先生手上时，他已重病进医院了）我对吴先生说，我们准备在1999年在北京开一次吴大猷学术思想讨论会，将从科学、哲学、教育和科研组织管理等几个方面研讨他的学术观点。他说他如果身体好，将于4－5月到北京，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他当时身体还相当好。我们还安排他在从肇庆回香港的路上经过三水时，在三水健力宝山庄用早中餐，他或坐车或健步参观了健力宝的厂区，题了词；在用餐前和用餐过程中，讲了许多话，还用广东方言发表了虽简短但很有力量的讲演；对家乡的菜饭赞口不绝，甚至还要把几个烘烤的大竽头带回台湾。谁曾料想，他回到台湾就一病不起，一年以后，竟撒手人寰。
吴先生的老家高要县，如今有一部分属三水市。吴先生幼年从广州回老家，需先坐船到三水市码头上岸，再走陆路回家。九十年来风风雨雨，家乡面貌大变了。我们在健力宝山庄扶着吴先生上了汽车一直送到去深圳的高速公路上。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目送吴先生的汽车远去。
吴先生，永别了。但您的精神将永留人间，也将激励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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